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焱兹资讯      时间:2018-04-29收藏
专题: 方正出版社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现状 组织文化交流活动 2018 文化交流 活动 

     走向发展 走向繁荣——新中国成立60年文化建设与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文化建设与发展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60年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虽然历经坎坷曲折,甚至遭到巨大挫折,但从总体上来看,文化建设响应人民的呼唤和时代的召唤,高擎民族精神的火炬,吹响时代进步的号角,通过各种艺术方式讴歌人民、昭示光明、凝聚力量、鼓舞人心,激励亿万人民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在这60年中,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工作者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出色的艺术创造,热情歌颂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实践,为推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付出了辛勤劳动,进行了艰苦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文化事业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精神,发扬革命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断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在对实践和规律不懈和反复的认识和探索中,终于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康庄大道。

    一、六十年来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历程

    (一)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我国文化建设的新航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文化建设也走入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全国新政协会议上庄严地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949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各艺术领域协会,对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会议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一基本方针。为了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积极实践,投身于火热的生活,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文艺创作呈现繁荣景象,积累了一批优秀作品。无论在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上,还是在创作的数量、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文学创作方面,从小说《三里湾》、《红旗谱》,叙事诗《阿诗玛》、《格萨尔王传》,散文《茶花赋》、《长江三日》等一大批文化审美含量高、影响广泛的经典作品不但在当时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至今仍脍炙人口。戏剧创作演出方面,各地方剧种得到了较好的发展。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全国各地挖掘出大量的传统剧目,不少剧目经过整理加工获得了新生。电影创作方面,涌现了《上甘岭》、《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一批优秀作品,截止“文革”前夕,我国共摄制了影片600多部、纪录片约1000部、新闻片1800部左右、科教片640多部、美术片127部。在音乐创作方面,涌现出《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等一大批优秀歌曲。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长征组歌》成为划时代的佳作。《江姐》、《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等歌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华彩乐章。舞蹈艺术创作方面,积累了《红绸舞》《鱼美人》、《荷花舞》、《红色娘子军》、《小刀会》等许多被群众喜爱的作品。美术作品创作方面,艺术家们面向大众、深入表现生活,形成了精神内涵深广、形式丰富多样的鲜明中国美术特色。《蛙声十里出山泉》、《祖国万岁》、《洪荒风雪》、《开国大典》、《征服黄河》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精品。

    新型的文化管理体制在探索中逐步建立。1956年,在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我国逐步建立了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文化管理体制。一是加快对旧戏曲的改造,建立新型艺术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民间戏曲团体和戏班子数量庞大。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提出了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的方针。在延安时期建立的文工团基础上,将所有的民间文艺团体、戏班子、艺人组成国营文艺团体。在学习借鉴苏联等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京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乐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一大批完全有别于旧戏班子的新型文艺院团。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促进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二是通过对国外古典艺术品种的引进,建立和丰富了我国的艺术门类体系。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我国引进了芭蕾舞、交响乐、歌剧、油画等许多西方古典艺术门类,建立了艺术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优秀文艺人才。三是按照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原则,在加快公营、公私合营出版机构改组和调整中,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到1957年底,全国图书出版社达到103家。

    突破西方对我国的封锁,积极开拓对外文化交流的新航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生政权受到西方各国的重重封锁和各种制裁。为了配合我国外交大局,我国在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遗产保护等领域,重点与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少数西方国家开展了广泛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扩大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66年,我国与各国共签订41个文化合作协定和155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平均每年文化交流项目达100余起,参与文化交流达2000人次。各类文化代表团互访频繁,交流项目不断增加,为增进中国与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谊和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共文化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群众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1953年,文化部发布了《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明确了文化馆(站)为群众服务。1956年,又下发了《关于群众艺术馆的任务和工作的通知》,对群众艺术馆的性质、任务、编制、经费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并正式成立了中央群众艺术馆。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一大批文化设施在各地纷纷建立。到1965年,全国已有县级文化馆2598个,城乡影剧院2943个,县级以上图书馆562个,群众艺术馆62个,乡镇文化站2125个,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保障。为了维护公民的阅读权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基础性图书出版工程。在“文革”前17年间,我国出版了大量经典著作和有重要影响的优秀图书,出版物品种、数量得到快速增长。1965年全国出版图书20143种,总印数21.71亿册,全国年人均图书3册,比1950年的图书品种数增长了约1倍,图书供给量增长了7.8倍。一些有相当影响、意义重大的辞书工具书,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陆续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我国文化建设虽然取得巨大成绩,但也经历了曲折,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由于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巨大挫伤。1957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到打击,酿成不幸后果。特别是1957年开展了对丁玲、冯雪峰所谓“反党集团”的批判,一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文艺界出现了大批判浪潮。一时间,文学观念、艺术倾向、创作方法上的差别和分歧,被当作“政治问题”处理,被看作是对立阶级力量之间的冲突、较量的表现。在辩论和批判的方式上,也逐渐超出了文艺批评中应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艺术家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极大扼制。

    违背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文艺方针出现偏差,对艺术创作造成了严重后果。我国的文艺事业在这一时期,虽然产生过一批优秀作品,但总体而言,由于一度违背了艺术规律,艺术风格越来越单一,创作越来越公式化,作品越来越脱离实际生活,社会文化生活越来越单调。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由于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提出要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大跃进”,文艺创作也出现了放卫星。要求群众文化活动做到人人能读书、能写诗,人人会唱歌、会画画、会舞蹈、会表演、会创作,严重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正如周恩来同志所指出的:“1959年,尤其是1960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

    在极“左”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干扰“双百”方针贯彻落实。1961年到1962年,为了纠正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对文化艺术界带来的冲击,中央召开了各类文艺工作座谈会,制定了“文艺8条”、“剧院(团)工作10条”、“电影工作32条”等,提出调整、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条例要求即使在批评被认为是错误观点的时候,也应严格区分政治问题与学术、艺术问题的界限,严格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应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去处理学术和艺术上的不同观点,指出文艺不仅应鼓舞人民的革命热情,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而且也应使他们得到正当的艺术享受和健康娱乐,凡是能满足以上任何一种要求的作品,都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经过调整,文艺工作得到逐步恢复。但这个调整时间较短暂。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批评小说《刘志丹》说,“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1963年和1964年毛主席分别做出批示,对文学艺术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两个批示以后,文艺界兴起大批判的浪潮。在一些媒体上,对《李慧娘》、《谢瑶环》等戏曲,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电影,对许多文艺理论观点公开进行政治批判,并很快波及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扩大化主要表现为将文化艺术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直接与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致使大批判不断升级,特别是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更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导,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二)“文革”十年浩劫给文化建设带来深重的灾难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化领域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1966年4月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声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由此全面否定了建国17年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成就和20世纪30年代以来革命文艺的传统。宣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艺界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大批文艺界著名代表人物和艺术家被划入“文艺黑线”的圈子,成了反面人物,受到各种批判,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1969年“斗、批、改”后,主管全国文化工作的国务院文化部所属单位、文联、各种艺术家协会及其工作人员,全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在艺术创作中,宣扬唯心主义史观和教条主义,排斥和否定文学艺术内容多样性,提出了所谓“三突出原则”,严重地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和“双百”方针。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剧种、剧目和文艺形式,大都被打成“毒草”,勒令停止演出,唯有几个“革命样板戏”“一花独秀”,“八亿人民八台戏”成了当时文艺领域的真实写照。在电影方面,除了极少数革命题材的电影被保留外,“文革”前拍摄的电影基本被否定。在美术方面,国画的传统内容受到横加指责与批判,并收集所谓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黑画”进行展览批判。在出版方面,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外,几乎所有的中国和外国经典文学艺术作品、历史哲学法律等人文和社会学科的书籍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打入冷宫,禁止出版发行和阅读。背诵领袖的语录、诗词,学唱样板戏成了群众性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形式,使群众文化活动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几乎停业闭馆,公共文化设施被挪作他用,大批珍贵文化遗产、图书典籍被当作“四旧”和文化糟粕遭到扫荡和摧毁。对外文化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机构被撤销,干部队伍被解散,外国优秀文化的借鉴作用被全盘否定,与外国签订文化协定和年度交流执行计划也全部中断。在这十年中,文化专制主义肆虐盛行,思想禁锢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牢笼。文化百花园一片凋零,遭到史无前例的浩劫。

    (三)改革开放引领文化建设踏上繁荣发展的新征程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总结了国际国内历史经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在应对国际国内风云变幻中,经受了巨大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出蓬勃生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为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建设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始终以宽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和包容的气魄,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的转折。文化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挣脱“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大胆解放思想,积极改革开放,投身到新时期的文化艺术实践活动中,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迅速得到改变。1979年10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的《祝辞》中提出了我国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指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创造性地阐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提出了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指出了“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旗帜鲜明地明确了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社会文化创造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园地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l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讲话的发表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促进了经营性文化活动的蓬勃兴起和文化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推动了文化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建设先进文化上升至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高度来认识。党的十五大报告又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全面提升了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打破传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包统管文化事业的模式,发挥市场在合理配置文化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发展文化事业中的积极作用,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共识。在实践中,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分野日渐清晰;在观念上,“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逐渐形成。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新形势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问题。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方针,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方针。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为什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和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明确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深刻反映了我们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对文化发展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发出“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时代号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六十年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国文化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这六十年大体上可以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前三十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道路的三十年,历经艰辛和曲折,为后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教训。后三十年,深入推进改革,实现全面开放,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经过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与发展,各项文化建设成就斐然,文化建设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一)百花竞放,文艺创作日益繁荣。在党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指引下,广大艺术工作者锐意创新,艺术创作观念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创作方法从单一走向丰富,创作题材从狭窄走向广阔,表现形式从单调走向多样,文艺创作积极活跃。各级文化部门加大对艺术创作的扶持和宏观引导,组织了中国艺术节、中国戏剧节、全国杂技比赛、全国声乐比赛等具有导向性的艺术活动,为艺术创作展示提供了大舞台。我国文艺各个门类百花竞放,异彩纷呈,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艺术精品脱颖而出。“文华奖”自1991年设立以来,到目前先后有96个剧目获“文华大奖”,329台剧目获“新剧目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从实施以来,共推出50台精品剧目,100多台优秀剧目。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推出了104件优秀美术作品。在政府的扶持下,传统艺术得到弘扬,一些古老的剧种展现出新姿。例如,以“百戏之祖”闻名的昆曲艺术重放异彩,京剧艺术得到保护与发展。为了配合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广大文化工作者全力以付,在营造氛围、凝聚力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香港、澳门回归之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重大文化活动,增进了港澳同胞与大陆同胞的情感。2008年奥运会期间,组织了232个国内项目和227个国际及港澳台地区项目,营造了喜庆、热烈的氛围,充分彰显了人文奥运的理念。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演出”,创作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举办《向祖国汇报——共和国美术60年》大型展览等系列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大力唱响时代主旋律。艺术创作更加注重维护全体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全社会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在服务社会中创造效益。通过“文化下乡”、“高雅艺术进校园”、为进城务工人员送戏等措施,丰富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了高雅艺术的普及。2002至2008年,全国各级艺术院团在农村演出场次达202万场、观众人数超过32.5亿人次。许多演出场馆相继推出低票价政策,满足不同人群看演出的需求。文艺理论研究不断开辟新领域、创造新成果。自1983年以来,共有850余项艺术学科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文化部资助,《中华艺术通史》等一大批成果代表了当代艺术理论建设的新水平,标志着我国艺术学新学科体系逐步形成。

    (二)关注民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具规模。随着文化建设理念的不断深化,社会文化工作逐步从“唱唱跳跳”的一般性活动组织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转变。以基本阵地、基本队伍、基本内容、基本活动方式为重点,以重大文化工程为抓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2819个,文化馆(含群艺馆)3217个,文化站37938个,村(社区)文化室247332个,公共博物馆1893座,为维护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了基础保障。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和手段不断创新,服务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2004年起,我国各级各类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有条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逐步实行优惠或者免费开放,2008年,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纪念馆开始向社会免费开放,到2008年底,全国已有1007个博物馆、纪念馆陆续向社会免费开放,观众人数突破1.54亿人次。文化部等部门相继实施创建文化先进县活动、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知识工程、蒲公英计划、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流动舞台车工程,推动了基层文化建设,扩大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今年上半年,文化部先后召开四次经验交流会,浙江台州和嘉兴、四川成都、辽宁等地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建立农村图书馆服务网络、加快社区文化建设、推进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进村入户的经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再上新台阶。在政府的引导下,群众文化活动逐渐实现了从“小文化”向“大文化”的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由接受型向参与型的转变、由国家包办向政府主导下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举办转变。城乡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广场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日益繁荣,农民自办文化蓬勃开展。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等特殊群体的文化需求得到重视。中国老年合唱节、中国少儿歌曲创作活动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国家大力扶持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在文化设施建设、文艺人才培养、对外文化交流、文物保护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优先政策,积极开展对口支援,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三)从无到有,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伴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文化市场不断壮大,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由娱乐市场、演出市场、音像市场、电影市场、网络文化市场、艺术品市场等组成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以综合行政执法、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技术监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市场监管体系初步建立,许可证制度、备案制度、文化经营活动审批制度、进口文化产品内容审核制度相结合的文化市场准入机制不断完善。文化执法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截止2007年底,全国已成立中央、省、市、县四级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管理机构3706个,覆盖全部省级、地市级和84%的县级;共有文化市场专职执法人员20797名,逐步形成了一支专业化的文化执法队伍。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各类资本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国有资本在文化市场中的控制力明显提高,国有文化单位结构不断优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有所增强。同时,民营文化企业不断壮大,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一支生力军。据初步,截至2007年底,仅文化系统行业管理的经营性文化产业机构就达32万家,形成了由娱乐业、演出业、音像业、网络文化业、文化旅游业、文物和艺术品业等构成的文化产业体系。传统文化产业重新焕发生机,动漫、网络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竞争力、影响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文化产业骨干企业迅速成长,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文化部先后命名了三批137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文化部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命名了三批10家“文化(美术)产业示范基地”。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出了429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文化产业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发挥文化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独特作用,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积极谋划,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四)传承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成效显著。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不断拓宽,保护体系逐渐完善,保护成效日益凸显,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稳步推进。以《文物保护法》为基础,我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和工作体系,文物事业正在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今年8月,文化部发布《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自10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法制建设工作取得新的成果。先后开展三次文物普查,第三次文物普查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0多万处,其中新发现的达25万多处。国务院先后公布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2351处,历史名城109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51个。西藏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维修工程于今年8月胜利竣工。故宫等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成效显著。三峡水库、西气东输、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国家重点工程的考古工作深入开展。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大遗址、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的保护逐渐提到工作议程。博物馆体系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门类丰富、特色鲜明的博物馆发展新格局。文物市场主体更加多样,文物市场管理逐步规范。近年来,打击文物盗掘和走私活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文物追缴工作成效明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9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等部门共同开展“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被誉为“当代中国的文化长城”。2003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共同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05年6月,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正式启动。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初步建立。目前,国务院已公布了两批10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文化部公布了3批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命名了闽南、徽州、热贡和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生态保护取得良好成效。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取得突破。目前我国已拥有世界文化遗产38处,总数居世界第三。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列入名录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了有效保护。2009年2月,文化部联合有关部门,共同举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参与民间艺人1176名、展出珍贵实物2322件,参观人数达20多万,销售总额突破1000万元。国务院自2006年起设立“文化遗产日”,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古籍保护工作得到加强。从2001年起,文化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第一期工程共影印出版了宋元时期的中华古籍善本758种8990册,第二期已于2008年启动。2007年,国家又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目前国务院已经颁布两批6870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113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五)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交流积极活跃,影响深远。随着历史的发展,新中国对外文化工作在交流中探索,在继承中创新,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的对外文化交流新格局。目前,我国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交流关系,与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中法文化年”、“中俄国家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等大型文化外交活动,极大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文化外交日益成为我国对外战略中继经济、政治外交之后的第三大支柱。对外文化交流渠道日益拓展,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种方式运作”的活动机制。全国各地已与120个国家建立了1500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与148个国家的458个民间团体和组织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近几年,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年均总数与人次均超过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总和。充分利用国际舞台表达我国主张,参与国际文化规则的制定,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文化事务中的话语权。积极打造文化品牌,“中国春节”、“相约北京”、“亚洲艺术节”、“中国文化年”、“吴桥国际杂技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影响深远。海外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加强,目前已在82个国家设立96个使领馆文化处(组),已建成海外中国文化中心7个、孔子学院140多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在海外传播能力显著增强,覆盖面进一步扩展。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初见成效,许多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国门,市场份额不断增加,提高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深化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艺海流金”、“中华文化精品港澳行”、“情系长安”等活动增进了港澳台同胞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六)锐意进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根据中央提出的改革目标和任务,文化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增强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各项改革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积极培育和塑造合格市场主体,一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完成转企改制。据不完全,全国有40个省级、147个地市级、240个县级演出公司、展览公司、电影公司、音像公司、影剧院等文化单位完成改制,并进一步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2009年7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会议就近年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展情况进行了回顾总结,表彰了12个改革先进地区和42家先进典型单位,交流了改革先进经验。国有院团改革步伐日益加快。一批国有院团通过转企改制,焕发了艺术创作生产的生机与活力,国有院团的主力军作用得到充分体现。目前全国已有77家国有艺术院团完成了转企改制工作。一些地区将国有院团转企改制与院团资源重组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院团的布局结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一大批国有院团积极推进内部管理机制的转换,在项目策划、剧目制作、市场、品牌运作等方面创造了大量新鲜经验。一大批国有和民营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积极参与国有院团体制改革,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参与艺术创造、活跃演艺市场的局面正在加快形成。前不久,文化系统就贯彻落实中宣部、文化部不久前下发的《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的若干意见》,进行了部署,进一步明确了下一阶段国有院团改革的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大了国有院团改革的力度。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内部改革不断深化,普遍实行了岗位责任制、全员聘用制、效益工资制等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发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创新服务方式,强化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工作重心进一步下移,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得到较好发挥。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第一批确定的9个试点地区基本完成综合执法改革试点工作,新增的89个试点地区中,19个地区已组建综合执法机构,文化市场管理中长期存在的职能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七)扎实稳健,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更加完善。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物质、政策、人才等方面的基础保障。一是随着对文化建设地位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各级政府逐步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十六大以来,国家财政对文化事业投入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文化事业费逐年增加,有力地支持了文化事业发展。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了专项扶持资金,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二是进一步完善文化政策,加强文化法制建设。近年来,在加大财政投入、开征文化事业建设费、鼓励对公益性文化事业捐赠、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事业、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发展的政策,使长期困扰文化建设的投入不足、资金短缺等难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文化法制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立法数量明显增加,立法效力层次提升,立法质量稳步提高,立法空白逐渐得到填补,文化法律框架体系初步形成。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2002年前,文化部行政审批项目共有66项,到2008年只保留9项,通过简政放权,放宽了行业准入门槛,激发了社会活力。文化执法效能不断提高。2008年,文化部为加强信息化建设,采用高技术手段加强市场监管,推进了网吧监管平台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以来,文化部提出“人才兴文”战略,着力建立和完善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的选人用人机制,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社会化人才评价机制,以贡献与报酬相适应鼓励创新的激励保障机制,为优秀人才的大量涌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培养造就了一支以党政人才、专业人才和经营人才为核心、老中青相结合的文化人才队伍,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文化建设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很突出,文化发展还面临着严峻挑战。这些问题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还不高,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文化的投入看,与教育、卫生、科技等其他社会事业投入相比,文化投入显得偏低,投入的严重不足带来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严重短缺,与我国当前文化需求快速增长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结构性缺口,极大地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来看,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还不能完全实现均等化、普惠制,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例如,根据国际图联的标准,平均5万人应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我们现在是40万人一座,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4万人以下一座,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从文化产业的发展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低,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2007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2.6%,远远低于美国、韩国、英国等国家。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对15个国家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分析:中国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为0.22,低于0.5这一国际竞争力指数的平均值,不及平均指数的43%,居于15个受测评国家的末位,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此外,目前我国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还比较突出,文化在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方面的功能亟待加强。

    第二,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活力还不强,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文化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基础和体制环境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凸显。相当数量的经营性国有文化单位还游离于市场体制之外,造成合格市场主体的大量缺位。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壁垒制约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产业集约化程度低,存在“散、小、弱、差”的现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地发挥。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还没有与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还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文化贸易进出口存在严重逆差。例如,2002年,韩国从中国进口电影产品,中国产品只占其总进口额的2.4%,仅此一项,中韩文化贸易逆差就达到14.8个百分点;2003年,中国出版物出口创汇2469.34万美元,而进口用汇达16880.91万美元;我国引进版权12516项,输出版权811项,版权贸易逆差达到15:1。此外,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在给我们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和空间的同时,也对文化事业的创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第三,文化软实力西强我弱,与我国国际地位不相适应,与我国五千年文明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不相适应,亟待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加紧对我进行文化输出和思想渗透。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更加复杂。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但还没有完全转化为我们的软实力。与我国的经济、政治影响力相比,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还比较弱。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还常常不符合实际,其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树立和传播中国自身形象的能力还比较弱,在国际的舆论场中处于劣势。

    面对这些根本性问题,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自己的思想、作风、能力、素质与推动科学发展的要求还不适应,思想不够解放,创新意识不强,缺乏进行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的能力。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要有强烈的紧迫感,要经常思考怎样把文化建设真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道德支撑。

    三、60年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六十年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一)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全党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只有经济增长,没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全面发展的社会;没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经济社会的发展缺乏智力和道德的支撑,是缺乏生命力的不可持续的发展。只有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把它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使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整体推进、共同发展,才能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实力,增强我国人民的幸福感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对我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也是对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没有文化的复兴不是真正的民族复兴。

    (二)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过去,我们仅仅讲文化的功能是“以文化人”,也就是教育、宣传的功能还不全面,现在还要强调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维护人民的文化权益。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要求新期待,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使文化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维护公共文化生活的公平与正义,实现普惠,不能只面向专家、面向少数人,要面向基层、面向广大群众。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充分发挥文化在教育人民、引导社会方面的重要功能。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积极引领社会思潮,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切实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深刻认识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和文化创造活力的源泉所在,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检验、评价文化建设成效的根本尺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保护一切创新成果,形成引导有力、激励有效、活跃有序、宽松和谐、不同主体踊跃参与文化创造的机制和环境,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坚持以繁荣发展为主题,重建设,不折腾,为人民群众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文化的繁荣发展,需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在建设,贵在积累,扎扎实实、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要防止和警惕急功近利,避免以运动的方式搞文化、瞎折腾,把文化建设当“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承诺。实践证明,只有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地推动文化领域的思想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业务建设,狠抓落实,才能开创文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坚持以繁荣发展为主题,必须以“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为目标,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文艺创作和文化工作深深植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使亿万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真正成为文艺创作和各类文化事业兴旺发达的源头活水。坚持以繁荣发展为主题,必须坚持三个两手抓,即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准确认识和把握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坚持一手抓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抓壮大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确保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需求。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活跃健康、规范有序地发展。

    (四)坚持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为动力,加快文化领域创新体系建设,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是文化创新体系的两大重要支撑。加快科技创新,必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着力打造一批具有知识产权、有核心技术的自主品牌,增强民族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必须依托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提速新兴产业,重点扶持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广阔市场前景的新兴业态,在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中抢占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必须不断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推进文化内容和形式、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创新,提高文化产品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加快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必须着力破除体制障碍,体制是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不实现体制的突破,光在机制上做文章,最终可能又回到原地。因此,必须要解放思想,用创新的精神,着力在影响和制约文化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上实现重点突破,建立起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与富有活力的微观运行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培育合格现代市场主体,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五)坚持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人才,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努力实现文化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文化生产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创造性劳动,最需要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独创精神。坚持四个尊重,必须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实行学术民主、艺术民主,尊重艺术家的创造性,保证作家艺术家有思想和幻想的自由、内容和形式创造的广阔天地,充分理解文艺创作的艰苦性,保护艺术家探索的积极性,鼓励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存在,包容艺术探索中的不成熟甚至失败。只有在人格上得到尊重,创作上受到重视,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激情才能充分涌流迸发,才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讲话中,着重讲到要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者队伍是知识分子队伍中重要的部分,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得越多越好;要同知识分子交朋友,交知心朋友,要在尊重的前提下,善意批评,积极引导。必须按照文化艺术自身的客观规律组织艺术生产,减少乃至废止在艺术领域里的行政干预,切忌脱离客观规律,搞文化建设“大跃进”。必须正确处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在大力唱响主旋律的同时,还要适应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积极发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使社会主义文化更加多姿多彩。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对文化艺术生产资源的配置作用,最大努力寻求文化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的辩证统一。

    (六)必须坚持对外文化交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战略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增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向世界展示和传播我国文化,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在于我们兼收并蓄,善于吸收,融会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而广泛的变化,面对全球化的浪潮,绝不能闭关自守。只有更加主动地、更加坚定不移地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在扩大交流中正确处理民族化与国际化,坚持文化自主性与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走出去”与“守得住”,“走出去”与“引进来”等关系。做到既传播我国优秀文化,又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既吸收外来有益文化,又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品格,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不断增强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要处理好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发挥中央积极性与地方积极性,开展对外文化贸易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等关系,统筹协调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当代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感染力、影响力和亲和力。

    (七)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动改革开放,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思想路线。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广大文化工作者逐步把思想从右的或“左”文艺思潮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主义的错误理解中解放出来,转变观念,创新思维,积极推动各项文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我们以解放思想促进转变观念,以转变观念促改革创新,以改革创新促文化发展,积极开展文化体制改革,探索建立新型文化管理体制,培育合格市场主体,推动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实践充分证明,哪里有思想的解放,哪里就有改革的新思路新举措,哪里就有工作的新气象、发展的新局面。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全球化的浪潮,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交流、交融、交锋,必须在交流、交融、交锋中学习、借鉴、扬弃。经济是这样,政治上是这样,文化上也是这样。必须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八)必须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确保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对我国文化工作的领导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因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确保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根本的是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里特别要强调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的同时,正确处理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与坚持主导、发展主流的关系,学会在包容多样中确立主导,在尊重差异中求得和谐,在交流交融中谋求共识,在变化变动中一以贯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凝聚力量,形成共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是历史的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同时对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能顺应这种潮流和趋势,而不能逆潮流而动。因此,就必须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文化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工作实践,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文化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具体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文化建设快速发展

    当前,文化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肩负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任务。面对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的新期待,面临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迅猛发展、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一)努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满足人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GDP已超过了3000美元。根据国际惯例,当人均GDP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文化消费将进入一个需求旺盛期。相比之下,无论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还是文化产品的供给和服务,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必须努力提高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不断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要坚持把繁荣文艺创作当作重点工作来抓,充分调动广大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创作更好的文艺作品。不断改善评奖激励机制,鼓励艺术创新,不断促进科技与艺术的融合。要充分利用文化产业的优势,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加快发展重点文化产业,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着力培育一批骨干文化企业,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努力扩大文化消费,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展新兴文化业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加快重大文化工程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文化资源。在切实完成公共博物馆向全社会免费开放的基础上,逐步推动公共美术馆、图书馆免费开放。

    (二)深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保障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刻分析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目前,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从总体上看,文化体制改革还处于“盆景”和“试验田”阶段,没有形成大面积的“百花园”和“丰收田”。因此,必须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加以推进。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深刻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与部署上来,增强推进改革的自觉性、坚定性和主动性。要明确改革的关键环节,突出重点,加快进度,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加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着力培育合格市场主体。努力推动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取得新进展。着力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和文化领域战略投资者,切实增强国有文化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深化公益性文化单位内部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激发内在活力,提高服务水平。

    (三)进一步提升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感召力。要加强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要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和方式,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不断改革创新对外文化交流的形式和内容。积极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强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

    (四)加强人才队伍和法制建设,转变政府职能,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文化建设需要强有力的人力支撑和制度保障。要努力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文化人才队伍,为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要紧密围绕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开展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要按照中央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将文化行政部门的工作重心由过去的“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转变,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由主要面向直属单位向面向全社会转变,履行好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要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研究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和规划,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保障全体公民的文化权益。要把政策法规建设作为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制定立法规划,推动重点领域的立法,推动重大政策的研究。

    中国60华诞即将来临。回望征程,岁月如歌;展望未来,豪情满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文化建设的任务重大,使命神圣。广大文化工作者将继续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更加负责的精神、更加扎实的工作,努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高潮!(文化部党组书记 部长 蔡武)

被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确定为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学习党章系列丛书”,经中国方正出版社约请部分党史专家,历时两年倾力打造,于“七一”前夕陆续与广大读者见面。该系列丛书包括《从党章发展看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党章中的纪律》《党章精读》《党章历程》和《党章故事》五种。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梁漱溟、艾恺/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是语言文字使用中的政府行为和大众传媒、公共场合的用语用字,即:对国家机关、学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公共服务行业以及公共设施、信息技术产品、招牌、、企业事业组织名称和在境内销售的商品包装、说明等方面的用语用字进行管理。而不管理语言文字的个人使用。

《忠诚与背叛》(何建明厉华/著重庆出版社)《烟雨红船——母亲船的故事》(吕建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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